哥特兰商人首先称呼自己为“汉萨”商人，慢慢地慢慢的变多的德意志商人称呼自己为汉萨商人。在长期压迫下，汉萨商人决议结为同盟，共同抵抗封建领主的贸易剥削和海外国家的商业壁垒。

　　汉萨同盟历经与丹麦国王的贸易之战后达到鼎盛，他们加速对海外贸易据点的占领，在四个最为著名的汉萨商站维持了近4个世纪的商业统治。通过欧洲中部的集市，汉萨商人将同盟城市的商品销往海外，这也将汉萨城市连接到了欧洲城市商业贸易网络之中。

　　在汉萨同盟成为专有名词之前，“汉萨”的涵义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演进。国内存在用“汉萨”指代几乎所有与“汉萨”概念相关词的现象，如用“汉萨”指代“汉萨同盟”、“汉萨商人”、“汉萨海外商站”等。

　　虽然这种指称符合语言的省略规则，但不利于区分不同情境下的涵义。因此，辨析“汉萨”概念就显得很重要。

　　在拉丁语中，“汉萨”指的缴纳的捐税，国王“狮子”亨利（HenrytheLion）曾说“absquetheloneoetabsquehansa”即无需缴纳通行税，也无需缴纳商品税。在古日耳曼语中“汉萨”表示“一撮、一个集团、联合或组合的事物。

　　英语中“汉萨”的原始含义继承了古日耳曼语的意思。在我们的祖国，“汉萨”一词通过音译英语或德语而来，国内最早发表“汉萨同盟”与之相类似的文章的是孙培良先生。

　　2000年左右学界开始关注“汉萨同盟”，当时关注点集中在汉萨同盟的兴衰，“汉萨”这个词被研究者普遍的使用，但该词的内涵却少有人研究。“汉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涵义，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其所指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和“汉萨”相伴而来的还有一批专门形容当时贸易的词汇，如“商人帮会”（dieGilde）、“手工业行会”（dieZunft）、“海外代理处/商站”（dasKontor）以及“城市汉萨”（dieStadtehanse）等，他们有的是“汉萨”的内涵，有的是“汉萨”的外延，但都与“汉萨”有密切的联系。

　　“汉萨”一词在产生之初就分成两种含义。据海伦·齐美尔的研究，“汉萨”一词最早出现在哥特语翻译版的《乌尔菲拉圣经》（UlfilaBible）。

　　公元310年，哥特主教和基督教（阿里乌斯教）传教士、哥特字母的创造者乌尔菲拉用哥特语翻译圣经，这本《圣经》里出现的“汉萨”指的是一群人，尤其指一群战士的社会或群体，他同时认为“汉萨”也适用于在蒙难地抓捕耶稣的那群人。

　　随后“汉萨”开始表示商贸团体在过路时给不同城市交纳的商业贸易税。学者刘程认为“汉萨”含义有“税收说”和“武装押运说”两种来源，这两种思路在《乌尔菲拉圣经》里已经有所体现。“税收说”即“汉萨”表示商人过境的税种，而“武装押运说”即“汉萨”表示以武力护卫贸易。

　　在汉萨同盟产生之前，中世纪就慢慢的开始为汉萨同盟的出现酝酿成熟的时机。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加速，东扩的垦荒运动为德意志北部地区增加了殖民据点。

　　加之德意志地区的中央集权在此时式微，大空位（Interregnum）时期不仅为各地诸侯势力的崛起提供方便，也开始让西北欧商人阶级的地位上升。汉萨同盟就是凭借着中世纪给予它的机会，跃升为该时期强大的组织。

　　自10世纪开始，萨克森地区开采出了银、铜等金属矿石并用于打造武器，随后用于农业生产的套马铁犁这类重犁也被普遍的使用，铁具渐渐成为日耳曼地区的常用工具。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致使出现了新一波的人口自然增长。

　　人口的增长让城市更加繁荣，自由市民的增加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但772年查理曼发动的持续32年之久的“萨克森战争”，也让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部的萨克森地区战乱纷飞。

　　因此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向东扩张，居住于萨克森地区的人纷纷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东欧迁移，最远的迁移至俄国境内。当然，这次人口的东扩也受到封建领主的鼓励，领主要求东迁的属民开垦荒地，开辟新的殖民地。

　　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也创造了新的城市。这一现象为汉萨同盟的贸易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商品交换的条件。新经济史学家波斯坦认为，人口是主导欧洲经济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

　　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社会的物质总产量，而增加的人口同时也会消耗更多的社会生产。人类社会分工的不同使社会生产和需求更加多样化，这时就需要商业贸易来弥平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汉萨同盟的种子就在这种需求下缓慢生长。

　　“汉萨”此时更多的作为贸易词汇被使用，而“商人帮会”和“手工业行会”在这一时期为“汉萨”的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德意志地区的商人帮会最早出现于10世纪，当时城市人口的壮大和劳动力的增长的给各城市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基础，城市产能过剩、需求增加是商人帮会存在的前提。

　　各个帮会从产生之初就具有排外性和垄断性的特点，例如科隆市记录罗纱商人帮会入会前提是：有一定经济能力和从事本行业的活动。普通的罗纱小商贩或家庭作坊式的罗纱生产者只能成为商业贸易和生产链中的一环，商业贸易中的高额利润则与他们无关。

　　一旦形成了商人帮会，该行业的行为准则将按照帮会标准执行，不参加帮会的商人，在海外无法享受帮会待遇，捐税也会比该帮会平均标准更多。显而易见，帮会带给商人的好处远大于坏处，因此许多商人选择参加帮会，但是不是能够进入帮会要由帮会集体决定。

　　进入帮会后需要听从安排，因此，帮会的垄断性也随之而来。帮会在这一段时期开辟了很多长途跨国贸易路线，比如科隆的很多帮会在英国的活动就十分频繁。

　　“伦敦是他们最早的海外据点，早在10世纪我们就发现在进入英国港口时，德意志人的商船和英国人掌控的商船有相同的权利。”

　　帮会在获取商业贸易特权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商业帮会的组织形式、帮会规定等也被后来的“商人汉萨”所继承。

　　甚至后来帮会在海外贸易聚点和各国获得的商贸特权也延续给了“商人汉萨”。12世纪开始，随着商业贸易愈加频繁，自由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不断的增加，跻身自由劳动力的手工业者逐渐增多，“手工业行会”开始出现。

　　此时，自由城市也逐渐现身，封建君主对城市的控制力不断减弱，这更加有助于城市手工业行会的发展壮大。在未成立手工业行会之前，手工业者面临商人的剥削，也面临封建领主的沉重税务，他们的利益也没办法得到切实保障，而手工业行会的出现帮他们打破了这一局面。

　　但手工业行会与商业帮会一样具有排外性和垄断性，凡属于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必须加入本行业的组织，否则便不许在同一城市内开业。加入者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并在生产和经营上服从行会的统治。

　　比如，手工业者不能随意扩大生产，不能私自决定产品价格，不能招收规定数额以外的徒弟，等等。手工业行会的成立为自由市的发展和“商人汉萨”的壮大提供了助力，商业贸易的根本——商品生产也开始得到规范化的管理。

　　“商人帮会”和“手工业行会”的产生为“汉萨”从萌芽状态转变为有组织的“商人汉萨”提供了有益的积累，他们形成的组织模式和行业规范也被后来的“商人汉萨”借鉴。

　　最终在1157年德意志商人的这个愿望被英王认可，英王亨利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达成协议，允许科隆商人在伦敦建立自己的“汉萨”，英王为他们提供保护和特许权。

　　自此，科隆商人开始在英国伦敦使用商业特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科隆商人在伦敦享受有自治权的“钢铁院子”，这个据点也是最具代表的“汉萨海外商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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